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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方寸 同气相求
来源: 作者:赵 航 李国豪·文 发布时间: 2017年11月10日 09:22:01 文章点击数:

在市场上,品牌的生命力,深究起来,没那么神秘,它并不取决于财务报表、成本构成这些常人不太关注的东西。而是永远与活力、感性、人格化、气味、温度等等要素联系在一起。庾恩锡将品牌命名为“重九”,是为纪念,可见其志。与此同时,生在那个年代的品牌,都无可避免地背负起与“洋货”竞争的责任。所以,重九一出生,便“人格化”了。

品牌几经易手,却仍志存高远。第一次蛰伏之后,它随滇军出征而涅槃,后被称为“抗战烟”。重九品牌,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品牌本身,也就慢慢感性起来,带有温度了。百余年以来,我们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不胜枚举,可民族精神永续。

在构成民族存续的那些伟大故事中,在亿万家庭中,重九虽然只占方寸,却与那些故事和家庭同气相求。这,或是重九品牌的生命力所在。

重九起义之后的第11年,庾恩旸被刺身亡后的第4年,也就是1922年,“重九”品牌诞生。庾恩锡取名“重九”,是为纪念,不但纪念云南“重九”光复,也是纪念庾恩旸。

一开始,“重九”以光复楼作为烟标形象。

光复楼原名五华楼。1911年,“重九起义”成功,昆明全城光复,云南独立。起义第3天,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都督府设于五华山五华楼,为纪念云南“光复”,遂将五华楼改为“光复楼”。

现如今的光复楼已是重修之物,人们可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重九展厅看到光复楼的原样。两排西式玻璃窗,每排4个,最上一层,像4个瞭望台,顶着最上面的“光复楼”3个大字。

云南著名文史学者余斌教授说,“光复楼”3字是蔡锷请周钟岳题写,周钟岳时任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

阻击洋货

学者们认为,云南省城起义(重九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

当时的昆明,领导起义的,有蔡锷、李根源、李鸿祥、罗佩金、唐继尧、黄毓英……

那是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将星云集、人才济济的时代。不过,庾恩旸有庾恩旸的使命,庾恩锡有庾恩锡的担子。

“重九起义”期间的昆明,如无战事,民间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入夜,大观集市的路边,手工卷烟人已经集结,他们一溜排开坐下,面前支着木头做的简易卷烟机。一把大刀,把晒干的烟叶切得匀整精细,用牛皮纸包着,放进木头盒子的凹槽上裹一裹,简易香烟就制成了。

掌灯时分,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男人会花很少的钱,买上几支廉价的手工烟,点上火,坐在篆塘河边,咀嚼着这一天的倦与愁。

这种手工卷烟,在云南延续了很长时间。

只是,当时的云南,因为滇越铁路的通车而成为国际大通道,大量外国货物长驱直入。据蒙自海关统计,1911年云南进口的英美烟草制品价值4万多两白银。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英美烟草公司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手段,将它们生产的“老刀”牌等牌号卷烟大量倾销到昆明市场。

国人心急,欲造国货奋起直追。云南的烟草市场先后涌现云南荣兴烟草公司、苍洱仁智烟草公司等本土烟企,但因为技术、原料、材质等因素,在外烟的强劲攻势下,纷纷败下阵来。

在烟波浩荡的岁月,必须有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以更高效的生产技术,更优质的产品,来阻击外烟对昆明香烟市场的垄断。

亚细亚烟草公司便是这时候成立的。

上交配方 抗战

无法肯定地说,庾恩锡当时此举就是民族意识,或许他创办公司仅为赚钱,但建立自己的卷烟厂与洋烟抗衡,本就是凛然之举。

当时的云南总督唐继尧为支持和发展本省的民族工业,曾对亚细亚烟草公司采取了减免税的政策,这使庾恩锡在抗衡英美烟草公司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那时,回望过去,“重九起义”无疑是很多人的精神源泉;面对未来,“重九牌”可能又蕴含了不少人的期许,“工业强国”的期许。

这就是“重九”从诞生伊始,就背负的时代责任。

然而,不久龙云打败唐继尧成为“云南王”,亚细亚烟草公司获得的减免税优惠条件被取消。一度雄心勃勃的庾恩锡,没有了来自官方的扶持和保护,一下子处于困境之中。

时至1929年,亚细亚烟草公司因各种原因关停,由省政府接收,更名为南华烟草公司。亚细亚全盛时期,公司拥有机器12部,工人150人,是上世纪20年代昆明唯一的生产机制香烟的民营企业。

8年之后,抗战爆发,庾恩锡找到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说:“抗战军兴,国难当头,无奈晋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无以面对国家和民族。思来想去,恐怕只有一样东西对云南、对国家还有些用处,我把它交给你吧。”随后,庾恩锡交出了“重九”牌香烟的配方。

就在光复楼,龙云向庾恩锡承诺,绝不让南华烟草公司倒了“重九”的牌子。但接手亚细亚的南华烟草公司生产仍不正常,最终关闭,则是后话。

涅槃 出征

在亚细亚关停,“重九”蛰伏期间,英国烟继续走俏,“三炮台”“强盗牌”等烟依然在昆明的烟市上横行无阻。

庾恩锡则当了昆明市长,建了磊楼。庾恩锡每次出手,都是杰作。磊楼建成后,虽远在城郊,仍备受关注。云南著名文史学者余斌教授翻阅西南联大相关史料发现,联大三大执委之一的梅贻琦就经常在磊楼宴请贵宾。

在庾恩锡离开了烟草行业的日子里,“重九”则在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1937年9月9日,滇军60军出征,在巫家坝举行的誓师大会上,每位官兵都领取了一条南华烟草公司赶制出来的“重九”香烟,“重九”一经涅槃,便与民族和家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42年,云南省政府投资,兴建云南第一家公营机制卷烟厂——云南纸烟厂(昆明卷烟厂和红云红河集团的前身),1943年投产。投产的首个品牌即是“重九”,并进行了商标注册。

烟厂成立之时,龙云把“重九”的配方交给厂长,并请后者记住“重九”这个曾经记载了云南无数仁人志士光荣与梦想的日子。

为此,云南纸烟厂的主事者重新设计了烟标,加入了盾牌图形,寓意众志成城、全民抗战。

1966年,“大重九”于当年7月6日停产,从此销声匿迹长达10年之久。这是“重九”牌的第二次蛰伏。至1977年7月,昆明卷烟厂才重新恢复“大重九”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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