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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沐雨露 泽润人心
来源: 作者:王德华 发布时间: 2018年09月28日 12:15:32 文章点击数:

清光绪皇帝赐给华亭寺的五百罗汉拓片(部分)

“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云南佛教包括昆明佛教事业,还是比较脆弱的。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来云南调研视察,谈到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胡耀邦提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宗教人士和普通群众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人,要解决宗教场所的开放和宗教房产的落实问题,要理顺关系,化解矛盾。”昆明市佛教协会会长、华亭寺方丈心明大和尚回忆改革开放后昆明佛教及佛教文化事业复兴时如是说。

在胡耀邦视察云南以后,历届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都非常重视宗教团体的建设,相继恢复了宗教团体的职能,确定了宗教团体的办公场所。1984年以后,昆明的华亭寺、筇竹寺、圆通寺先后从园林部门移交昆明市佛教协会,由佛教界管理使用。这些寺院也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

前贤古德鞠躬尽瘁奠定基础

心明大和尚说,昆明市佛教协会是1984年恢复工作的,其前身是昆明佛教四众会。作为爱国宗教团体,上世纪50年代与中国佛教协会同步成立了昆明市佛教协会。至此,名称也由原来的昆明佛教四众会更名为昆明市佛教协会。昆明佛教四众会由虚云大师、太虚法师等高僧大德参与组建成立。之前,民国时期,在虚云大师、太虚法师这一批高僧大德带领下,云南佛教事业得到了复兴。

心明大和尚介绍,虚云大师主持云南佛教事业十五年,复兴云南佛教事业十五年,后来离开云南回到福建鼓山;太虚法师1936年到华亭寺开讲《心经》,倡导“人间佛教”思想。这期间,为进一步推动云南佛教事业改革创新,太虚法师计划在碧鸡山将原来虚云大师创办的云栖佛教讲习所筹建为云南佛学院。然而,因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建立云南佛学院的事情就此搁浅。即便如此,昆明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佛教事业的发展却并未停止,生命力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这与虚云、太虚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忘记前贤古德为云南佛教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昆明佛教作为全省佛教的风向标,为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设了一些机构,比如佛学研究会,邀请一些高僧大德和名居士来云南讲经说法,有代表性的如宝静和尚、常惺法师、定安和尚等。名居士中的杨仁山、欧阳竞无等,他们都是云南佛教事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此外,在一些传戒活动中,华亭寺还邀请一些藏区的活佛、高僧、喇嘛参与传戒活动。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佛教界在民族团结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心明大和尚说,佛学研究作为佛教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比如,整理佛教经典,老一辈们可谓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整理,历来的祖师大德就从来没有懈怠过。太虚法师的高足塵空法师在法尊法师的基础上对比丘戒的比丘学术做了深一步的整理和注解,著成《比丘学处》一书,对规范佛教僧团的纪律和戒律,有了新的表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华亭寺藏经楼现存一本珍贵无比的手抄本《比丘学处》。再一个就是对古籍善本的保护,华亭寺现在存放的《龙藏》《碛砂藏》《频伽藏》,还有《日本续藏经》,这些经典之所以能够保存那么好,与当年老一辈们的重视和后人的保护是分不开的,也与党和国家的关心重视是分不开的。

华亭寺是虚云大师的道场,因为虚云大师,华亭寺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到了1982年,我到华亭寺出家之时,华亭寺这些佛教文物、历史文献、佛教经典,甚至一些诸如《天童寺志》《昭通县志》《鸡足山志》《黔灵山志》等地方志,还有一些名家的诗抄,比如杨仁山居士留下的手稿等都保存得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和历史文献图书馆。所以说,昆明佛教在文化复兴方面,得利于国家,也受益于国家。这些年来,我们对古籍善本的整理、修复、保护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把云南佛教和昆明佛教事业的发展成果,能够全面完整地展现出来留给后人。”心明大和尚说。

此外,还有一些佛塔石碑,现在也能够在华亭寺、太华寺、筇竹寺看到,有些是元代的,有些是明代的,还有的是清代的。“从这些佛塔石碑,我们能够看到和了解当时这些寺院所代表的云南佛教和昆明佛教是个什么情况,它的历史面貌是什么样子。此外,还有一些佛像,华亭寺保存得也非常完好,比如,宋代的木雕水月观音,元代的观音像,明代的铜佛,清代的八臂观音像等等。”心明大和尚说。

走向健康成长新时期

心明大和尚说,昆明佛教文化事业在新中国得到了尊重、保护和发展。从虚云大师中兴华亭寺恢复传戒活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亭寺的传戒就从未间断,而且方丈的延续制度也不曾中断。特别是传戒的复兴和整肃佛教戒律,以及培养佛教人才,正本清源,让佛教徒能够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让出家众得到戒律的延续,这些与老一辈和后人的不懈努力、与党和政府的关怀密不可分。所以,严肃道风、规范传戒、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是佛教界应尽的义务和义不容辞的使命。

“到我出家的时期,可以说是昆明佛教事业从一个时期走向新时期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健康成长的阶段。”心明大和尚说,前面一个时期是一个曲折复兴发展的时期,那个时期宗教场所不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他每一次来云南的时候,都在积极地推动落实佛教寺院和房产的移交工作。华亭寺就更不用说了,赵朴初每次来必到华亭寺和太华寺,写了很多有关两寺的诗词,今天我们在赵朴初先生的诗词文稿中都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殊胜的因缘,也是对云南佛教的关心和重视。云南佛教文化能够保存下来,要感谢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宗教界的关心和爱护。

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了更大的拓展。心明大和尚说,传法求法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我们在把佛法传播出去的同时,还应把消失的佛法求回来。这样才能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契合,包括对外的友好交流,宗教界才能起到这个作用。

走出国门影响不断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给昆明佛教的对外友好交往带来了盎然生机。作为昆明对外文化交流方式之一,昆明佛教界开始了频繁的对外交流活动。

1981年11月26日,华亭寺僧人接待了加拿大大使馆一等秘书孟道思,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昆明佛教界第一次参加对外接待,昆明佛教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自此之后,昆明佛教界参加了多次重大外事接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印度总统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等国家元首都曾访问过华亭寺、筇竹寺。其他国家的佛教界人士也到昆明的主要寺院进行过访问,如日本、韩国、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佛教文化代表团都曾多次到昆明进行访问交流。1993年6月29日,泰国僧王智护尊者到华亭寺礼佛参观,寺院的庄严整洁和四周茂密的森林给僧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昆明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带领下开始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的佛教徒开展交流、合作、对话。1996年11月,时任昆明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心明大和尚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尼泊尔,参加在兰毗尼园举行的阿育王石柱再现一百周年庆典活动和中华寺奠基仪式。心明大和尚的出访,是昆明佛教界的僧人第一次以新中国僧人的身份走出国门。

“随着我国佛教界对世界佛教界影响的加深,昆明佛教的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心明大和尚说。

心明大和尚说,只要是对优秀佛教文化有所发展的,我们都应该去积极地推动。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所以我们对各个方面充满了信心,也能够看到未来和希望。心明大和尚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昆明佛教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分不开的,它把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佛教界责无旁贷,要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传播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佛教文化也占有很大的比重。佛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和中华优秀文化已经是水乳交融。中国的佛教思想离不开儒家思想,也离不开道家思想,儒释道精神在我们国家和老百姓思想当中早已根深蒂固。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保护好民族的根,保护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面貌的再现。今天我们说,无论是佛教,还是其他兄弟教派,能够坐到一起,共谈发展,共商大计,就体现了同心同向同行。国兴则教兴,国家兴旺,文化也就得到发展,宗教的发展前途也将会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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