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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昆明进士的国士之风
来源: 作者:述 文 发布时间: 2018年02月23日 10:05:49 文章点击数:

国士,是中国古人对能力、人品、业绩都十分杰出的男人的敬称、褒誉和信任,是对男人做人做事水平的很高评价和奖赏,是对国家和人民忠诚、对事业、职业尽责的总和。

有国士之风的人,是务实而又追梦的人,会为了心中的目标勤奋学习、积极自省、英勇奋斗、不畏强暴、干净自律、视死如归,并从奋斗中获得价值感和尊严。这样的人,即使死去千百年,他们的精神依旧会令平庸者思之而自觉形秽,或多或少产生些超越自我的激情。

科举制度在云南的推行,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元代以前,云南为南诏、大理所统治,没有和中原同步实行科举制度。元初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在昆明首先设立了文庙,其继任者大力倡导儒学,延祐元年设立了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使云南的教育开始纳入全国的统一管理。但由于起步晚,加之元代科举制度的不正常,国祚短,云南士子在整个元代中进士者仅6人。到了明清时代,国家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经营力度加大,教育得到飞速发展,考中进士的学子不断增多。仅昆明一地,有明一代,便考取文进士61人,武进士2人。清朝更是人数大增,共考取文进士225人,武进士39人。在这些进士之中,多数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熏育之下,充满国士之风,精神至今凛凛然有生气。其中毛玉、傅宗龙、钱沣等为最杰出者。

毛玉,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先人从江西吉安跟随明朝大军到云南驻守。后这姓人迁到了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毛玉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这个地方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毛家也就在这里逐渐从军人完成了向书生的转换,过上耕读传家的生活,并积累起浓郁的书香。到了毛玉这一代,由于文化教育进一步发展,后起者有机会站在高人的肩膀上眺望,一些读书人养成的学问、人品、凛然正气可以和内地一流文人比肩,毛玉就是这样的人。毛玉中进士后,起初只是行人司的一个九品小官,负责传旨、册封,常被派去做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之类的跑腿工作。1510年,被提拔为谏官,有了对官员中的不法者进行监督批评的权力。在这一岗位上,他勇于担责,先后上疏弹劾焦芳、刘宇等大人物,依据充分理由指控焦、刘二人祸国殃民,“请显戮,以谢万姓。”1522年以后,毛玉担任吏科给事中,直接对当时的皇帝提出“戒嗜欲,杜请托,以破侥幸之门,塞蛊惑之隙”。他的凛然正气在议大礼案中得到充分释放,让人数百年后接触有关文献时还有凛冽之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违反规矩追生父为皇考、以皇太后礼迎生母入宫,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毛玉属于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1524年7月一天散朝后,毛玉和一些大臣在皇宫外哭谏,朱厚熜下令动武。16人当场被打死,134人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毛玉被打成重伤,下狱后不久即去世,据说家里当时贫困到连安葬的钱都没有。但毛玉的惨死并没有使这家人屈服和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担当。毛玉死后不久,两次遭到杖击、死里逃生的杨升庵被充军到云南,毛玉的儿子毛沂,把杨升庵迎接到高峣,拿出自己家的庭院创“碧峣精舍”供杨升庵讲学,传播文化,云南后学者深受其惠。这座精舍一直保留着,1986年重修为杨升庵纪念馆,环境幽静,古意森森,是读书人养定力、悟良知的理想处所。现有一些人筹资在里面开办蒙学,让一些幼童在周末或假期闲暇之日,接受一些国学教育,培育良好的生活习惯,得到很多家长的支持。我有时会低徊于这个院内,听听其中是否会有雏凤之声传出,想一想这些孩子们中是否会出现一二个顶天者,把毛玉、杨升庵等先贤的精神接上,让更多的人再对云南刮目相看。但我知道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甚至只是心中不愿泯灭的期待罢了。

傅宗龙,有人说是明朝开国大将军傅友德的后人,昆明市官渡区傅家营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考取进士,当过知县、吏部主事、御史等文官。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现在西山龙门留有他的一副“一径飞红雨,千林散绿阴”对联,把昆明西山仲春时分花和树的景致写得颇为迷人。直到现在,那份热闹的花事、生机勃勃的森林,还能透过对联,飞到有诗意的游者的意象中。如果没有意外,他可能以一介书生服务于国家,并以更多更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让后人受到熏育。但他偏偏生于内忧外患正排山倒海袭来的明末,时代的召唤、文人的使命感使他无法推卸、拒绝、逃避。他毅然以拿笔的手拿起刀枪,走向生死未卜的战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捍卫摇摇欲坠的明朝江山社稷,充当国家社会的脊梁。他没有多少军人的天分,但凭着一腔执着,通过努力学习,较快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军事理论和用兵技巧。所以,1621年参加抗金斗争时,不仅没有羊入虎口,还为明朝招来5000名壮丁。在1624年平定贵州地方叛乱中,更是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军事问题,在贵州提出了完善的屯田计划,使国家对贵州的治理能力大大增强。他认为,只要“尽举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为官高下,自指挥至总、小旗,畀以应得田为世业,而禁其私卖买。不待招徕,户口自实”,这样“时当阅三年,如此而后贼可尽灭也”。他对贵州的治理非常成功,治理能力得到朝廷的高度认可。所以,当崇祯帝听到张献忠的队伍骚扰四川的消息后,拍着大腿感叹,“使宗龙抚蜀,贼安至是哉。”到他参加镇压李自成的队伍时,已经是1641年,这时的明朝到了气息奄奄的谢幕时刻,整个官僚队伍自信、士气、定力都已消失殆尽,傅宗龙出山实际上已经到了只能是尽尽人事。蹲了两年大牢的傅宗龙,带着粮饷不足、士气低落的河南李国奇、贺人龙二部去和号称拥有五十万将士的李自成、罗汝才作战。在交战中,李国奇、贺人龙、虎大威、杨文岳先后逃走,只有傅宗龙最后时刻还对将士们说,“宗龙老矣,今日陷贼中,当与诸军决一死战,不能效他人卷甲走也”。他说的是真心话,所以被俘后李自成军要用他赚河南项城时,他高喊,“我秦督也,不幸堕贼手,左右皆贼耳”,骂敌军,“我大臣也,杀则杀耳,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壮烈殉国。傅宗龙死后,人们在他的家乡昆明市傅家营和河南项城建祠祭祀。但到2013年12月11日,这个村子在城建拆迁中消失了。而傅宗龙留下的印记,也可能只剩下西山和圆通山樱花大道上那副写西山的对联还会被人们偶然看一下。

钱沣,1740年生于昆明市太和街(今北京路昆明会堂茶花园附近),字东注,号南园,1772年考中进士。他纯粹出自草根阶层,几代人连个秀才也没有出过,父亲靠银匠手艺养家糊口,少年时曾经失学。钱沣读书时喜欢独立思考,诗、书、画都很出色,但在交往方面并不积极。当时的云南巡抚刘藻到他就读的五华书院考大家的诗作能力时,认为他的写得最好,并高度评价他的特行独立,说:“此生独往独来,必为将来大开风气。”除了在科举方面努力和诗歌写得很出众外,他还特别注意锻炼人品,养成嫉恶如仇但又讲技巧的特点。考中进士后不久,首先充当翰林苑庶吉士,1781年被外任为江南道监察御史。这是一个极容易得罪权贵的官,特别是在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很容易使一个汉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所以,任这个官职的汉官多数会出于自保而得过且过。但钱沣本着对国家的忠诚和百姓的悲悯,对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的官员除恶务尽。聪明的钱沣因多年的官场生活和毕沅案上的受挫,使他清楚地知道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污浊,自己刚直不阿的危险,但他仍敢把监督之剑刺向满族权贵国泰和和珅。在查国泰案时,他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流放,借了好友的一笔钱,准备在遭报复被流放时可以安顿一下家人。他忠于自己的职责,说“国家设置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尸位素饕,使得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谏官为哉”。他发现权倾一时的皇帝红人和珅的劣迹时,毅然不顾自己力量的有限,努力搜集证据,准备让其受国法制裁。1795年农历九月,钱沣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稿时发现数千言的弹劾和珅的折子,列举了和珅二十多条罪名。因此,有人怀疑钱沣是被和珅害死的。钱沣的事迹是被淹没得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在这些年戏说性质很强的影视作品《宰相刘罗锅》中,很多事迹都被放在刘墉身上。在他的故乡云南,未必有人知道西山华亭寺弥勒佛对联“青山之高,绿水之长,岂必佛方开口笑;徐行不困,稳地不跌,无妨人自纵心游”是他写的。1926年袁嘉谷先生立的“清御史钱南园先生故里”碑,孤独地摆放在真庆观的角落里。想瞻仰他的书法,也只能到1995年在昙华寺木兰园修的钱沣纪念园去。其中文天祥的《正气歌》端庄厚重,诗作者和书作者的人品都融在了里面,稍有书法素养的凡人观后,灵魂都会受到震动。

宋朝的黄庭坚曾指出,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所谓国士之风,就是这些人身上释放出来的出于对国家社会和自己事业职业的忠诚,而努力提高能力和办事水平,在面对严峻考验时拿得起放得下的担当精神和自觉,是国士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我们云南地处较为偏僻的西南,很久以来国士养成条件并不优越。但这些云南进士,特别是毛玉、傅宗龙、钱沣等人,为了创造和维护一个文明的、干净的、有规矩的社会而置个人得失、生死于度外的气概,给云南人树立了一个个标杆。了解他们事迹的人,也同时在自省中发现自己不宜妄自菲薄,丧失追求高尚的动力。长期以来,因社会的动荡和贫困等原因,使这些先贤的事迹被湮灭和遗忘,变得山高水长,造成了一些本有潜力的人没有机会更好地提高水准。因此,随着当下生活的相对宽裕和社会的安定,我们到了该去尘封的历史中找一找他们,看看能否受到他们身上没有死去的国士之风的熏沐,以便自己活得更有高度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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