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迤民众 捐药献血为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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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迤民众 捐药献血为抗战
来源: 作者:张 俊 发布时间: 2018年01月05日 10:24:55 文章点击数:

药物与医疗在战争时期关乎伤病员的生死存亡,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局的发展变化。

笔者曾在昆明的医药行业工作过,所以有幸从多位长辈口中,得知了该行业的许多历史与轶事。近期,笔者又查阅了一些史料档案,更是深深地感到,在70年前的烽火岁月里,昆明医药业的前辈们,曾经在这座城市的抗战历史上,谱写过极其辉煌的感人篇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0月,云南人民欢送新组建的第60军将士奔赴前线。行前,昆明中医药界人士积极给部队捐药,支援滇军出征。

1938年7月,云南省各界欢送新组建的第58军奔赴前线。昆明中药业、西药化妆品业再次踊跃捐款,支援滇军将士出征。

随着全民抗战的持续进行,前方负伤将士日渐增多,对中西药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1939年6月1日,“省抗敌后援会”动员捐献药品输送前线。昆明市数十家大中小中西药店,都慷慨捐献中西药品。在多次募捐活动中,曲焕章大药房和公生药房的捐献数量最多。

据笔者父亲讲:台儿庄大捷喜讯传到昆明,全城人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曲焕章更是兴高采烈,买了30万响鞭炮,在药店门口连续放了三四个小时,欢庆滇军将士抗战建功,引得满街的人来围观。当年笔者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振奋人心的热闹场景。

公生药房的老板是曾泽生(与滇军将领曾泽生同名),会泽人,1924年在昆明设公生大药房,用草药制成“白药精”“云南曾氏白药”“拔弹治伤膏”“白药膏”“万应膏”“眼药膏”“狮力散”等药品。曾老板曾多次捐赠药品给卢汉将军部下,为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此外,另一家昆明五洲大药房早期捐献的药品数量也不少,虽然还不能与曲焕章药房和公生药房相比,但却尤为难能可贵。为什么呢?曾在五洲大药房当过店员的吴令士先生前些年对笔者讲过:因为他们的老板遭了劫难,被登陆越南海防的日军抢走了300箱进口西药(折算金额占该药房流动资金的一半),损失非常大,所以已经没有财力捐献更多的药品给我们的抗战部队了。

昆明五洲大药房的店主是李仲镜先生,他可谓在昆明经营西药的先躯。民国初期,昆明西药业尚为空白,李仲镜看准时机,接受上海五洲大药房的邀请,成为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在昆明正义路开设五洲大药房。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大量军队、机关、学校、工厂等陆续进入云南,药品需求量大增。五洲大药房成叠收到采购单,药房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开发票、配发药品,仍应接不暇。可是被日军掠走300箱药后,该药房元气大伤。幸好此时,毕业于广州药剂学校的李仲镜次女李曾贤获得药剂师证书,便向上海采购原料,自己配制各种酊剂、碘酒、红药水等常用药品,由于成本低,售价低,博得群众的赞誉,让五洲大药房重新兴旺起来。李仲镜先生重新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对支援抗战的捐款,购买救国公债,捐赠前方将士寒衣、布鞋等都比过去更加卖力。至今昆明市档案馆的馆藏民国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云南五洲大药房信笺”文书,可作为李仲镜捐款的凭证。

随着日军大举进攻,越南被日军占领后,1940年滇越铁路被切断。紧接着日军又于同年开始对滇缅公路狂轰滥炸,妄图彻底切断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所有通道。此时,中国的军火、医药等战略物资运输分外艰难,而前方对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猛增。为缓解这一紧急状况,挽救前方负伤将士生命。1940年4月1日,云南成立了征募药品委员会,立即决定,限9月以前在全省完成征募药品任务。中西药业和医院闻风而动,积极捐赠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此时,前方用量最大最急需的是药棉,昆明各大小医院和西药业,把库存药棉尽数拿出,仍不能满足需要。医护人员,无奈之下把注射针水时用过的微小药棉收集起来,经过严格消毒,作为应急之用。

抗战时期,前方将士负伤流血,战地疾病传染,不仅需要大量药品,还需要大量血浆,所以在为负伤将士征募药品运动中,云南人喊出了“前方将士流血,后方人民献血”的口号。首先由昆明军医大学成立输血团带头献血,从而带动广大青壮年踊跃献血。接着,昆明市成立了输血站,市民们纷纷来站献血。1944年,在昆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血库,当天就把所献的血供给美国空军制造血浆。云南人民献血制成的血浆,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救治了无数伤员。

中药业、西药化妆品业和一些医院不仅为抗战前线积极捐赠药品,而且还踊跃捐款、认购救国公债。

1941年,中国人民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活动,云南各族人民热烈响应。据时任中国人民抗敌后援会云南分会副主任的杨西园回忆说:云南共捐购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当年双十节,在重庆机场举行全国献机典礼,冯玉祥将军在典礼上说:“云南虽是边疆多民族省份,抗日爱国热忱不后于各省市,应受表扬!”

1943年3月,昆明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后化妆品从西药化妆同业公会分出)总结西药业捐献药品和捐款的情况说:“新生活九周年献金、忠义献机、文化劳军、主席慰赠侨胞医药、第一次美金储蓄慰劳征兵家属、慰劳滇西将士等各项募捐,职会从未敢后人。”

抗战期间,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曾组织中医义诊队,救死扶伤做了不少工作。

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系由原来的“神州医学分会”改组而来。1932年,会址设在昆明市太和街药王庙,后因抗战爆发,该公会慷慨腾出房屋,借给云南省军医处第三卫生器材库使用,公会则搬到武成路慈善会内。

1944年3月,全国医师公会联合会发动全国会员,组成医疗服务队,接受后方军事机关和卫生机关的征调,为伤病官兵开展义诊。接到全国医师公会联合会的义诊倡议书后,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立即着手组建医疗服务队。公会推举周汉卿为组长,主持调集本市中医师,动员45岁以下的中医师参加医疗服务队。

8月8日,成立了昆明市中医师公会医疗服务队,为军队和民众进行义诊,献医献药。郭新祥、杨寅伯先后任第一队队长,郑金夔、耿天相先后任第二队队长,每队各有16名队员。第一队队址设在正义路244号第一区公所,第二队队址设在金碧路第五区公所。同年年底,又成立第三队和第四队,分别设于小西门月城第四区公所和大南门外临江里第六区公所。次年一月,为加强协调合作,提高办事效率,设立了四队联合办事处,公推杨寅伯为主任,刘欣然和耿天相任副主任,逐日到各队督导检查。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和监事,也到各队巡视指导。

在民族危难之时,云南近代名医吴佩衡、康诚之、姚贞白、戴丽三等均参加医疗队服务抗战,尽显身手,名声益振。

吴佩衡,1939年任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2年建立云南省中医师公会,他又当选为省公会理事长。他带头加入医疗服务第一队,进行日常巡视并指导救治。康诚之与同道一起捐资,还配制了具有止血消炎作用的中成药“伤特灵”,赠送前方将士,军中一时有“康氏行军散”之名传扬。姚贞白抗战时期创制了“姚济神效散”,捐赠给部队。后来,该药畅销东南亚,深受海外侨胞欢迎。戴丽三,在抗战中为军民做了大量义诊,其事迹在云南省档案馆中有记载。名医苏采臣,擅长骨伤科。抗战期间,集资在昆明开办云南日月大药房。他配制了不少治跌打外伤的药物,如白仙丹、保险子等给受伤的军民治病,效果很好。他还把这些疗效显著的药转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曾亲函致谢:“……成绩优良,确是伤科特效药品。……此药将来若能再由科学方法制造,必可风行世界。”著名伤科医师黄良臣,抗战期间,曾赠送跌打膏药、疮科膏药等给抗日将士随身使用。第60军、第58军开赴前线后,还一再来函请予补充。当时昆明频繁遭到日机轰炸,但警报一解除,黄良臣立即背上红十字救护包,四处奔走抢救伤者。在空袭紧张阶段,别人疏散郊区,他却在自家天井内挖了一个防空洞,坚持应诊。

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昆明的医药卫生行业先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世人难以尽知,加之笔者见闻有限,这些文字只是挂一漏万,不过能用以纪念令我们景仰的先辈,让后人不忘他们的奉献精神,愚愿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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