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厌诈 宋夏战争中的反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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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不厌诈 宋夏战争中的反间计
来源: 作者:王瑞来 发布时间: 2018年01月05日 10:16:22 文章点击数:

春秋时期,交战双方尚能大体遵守规则,遵守军礼,比如宋襄公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但到了战国时期,厮杀异常激烈,彻底礼崩乐坏,都顾不上彬彬有礼了,交战双方就是你死我活。因而《韩非子》有云:“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更是专辟一章为《用间篇》。这些言论都有时代背景的投射。

此后,兵不厌诈成为一个战术乃至战略的常用手段。《后汉书·虞诩传》就有“兵不厌权”之语。降至近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说:“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可见,兵不厌诈,斗智用间,是自古以来,乃至古今中外的不二法则。

读《宋史》卷483《夏国传》,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知青涧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枣及画龟为书,置蜡丸中,遗旺荣,谕以早归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荣。旺荣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长矣,何为此儿戏耶?”囚嵩窖中岁余。知渭州王沿、总管葛怀敏使僧法淳持书往,而旺荣乃出嵩与教练使李文贵至青涧城,自言用兵以来,资用困乏,人情便于和。籍疑其款吾军,留之数月。

这里,种世衡明显用的是反间计。“枣”音同“早”,“龟”音同“归”,合起来正是“早归”。不直言,而以物与图示之,隐喻致意,宛若暗号。今天看起来,也真像是西夏李元昊的宠信大臣野利旺荣所说的那样,这种手法就是儿童把戏。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比直言尽快归顺更有效果,更会让西夏国王李元昊生疑。

从上面这段记载看,种世衡的稚拙伎俩被野利旺荣一眼看穿,大笑着讥讽地说,种世衡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并且从这句话后面的记载看,种世衡的反间计并未成功。把使者扣押了一年多不说,还派遣使者带着宋使一起来议和。

然而,对于这一事实的确认,不能仅看《宋史·夏国传》这一种记载,还要比勘其他相关记载。行使反间计的当事人种世衡,《宋史》卷335有传。我们来看一下《种世衡传》是如何记载这件事的:

初世衡在青涧城,元昊未臣,其贵人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有材谋,皆号大王,亲信用事,边臣欲以谋间之。

从这段记载看,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有权有谋的野利兄弟与李元昊的关系,是宋朝边臣由来已久的计划。野利刚浪凌,就是《夏国传》记载的野利旺荣的不同音译。同为《宋史》,人名音译因传而异,是其纰漏,但也透露出不同记载史料来源不同的秘密。我们接着往下看:

会刚浪凌令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监商税,出入骑从甚宠。

刚浪凌令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的诈降,终于给了宋朝边臣行使反间计的机会。《种世衡传》记载知青涧城的种世衡行使反间计,与《夏国传》出入不大,但效果却大有出入,反映效果的事实也与《夏国传》迥异。我们且看下述:

世衡为蜡书遣(王)嵩遗刚浪凌,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奉钱月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缀画龟,喻其早归之意。

刚浪凌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归元昊。元昊疑刚浪凌贰己,不得还所治,且锢嵩阱中,使其臣李文贵以刚浪凌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或许通和,愿赐一言。

世衡以白(庞)籍。时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贵至,谕以国家宽大开纳意,纵使还报。元昊得报,出嵩,礼之甚厚,使与文贵偕来。自是继遣使者请降,遂称臣如旧。

世衡闻野利兄弟已诛,为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劳,具言元昊未通时,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因此与中国通,请优进嵩官。迁三班奉职。

从这段不短的记载中,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第一,野利旺荣尽管识破这是种世衡行使的反间计,但极为恐惧。《夏国传》描述野利旺荣得书“笑曰:种使君亦长矣,何为此儿戏耶”,并非失实,而是反映了一个层面的事实。笑是故作镇静,掩盖内心的恐惧,指为儿戏是做给周围的人看,表明自己不信,且忠于元昊。

第二,与《夏国传》所述事实不同,野利旺荣并非自己扣押了宋朝使者王嵩,而是亲自把他押送到了李元昊那里,以表明自己的清白。但李元昊并没有轻易地相信野利旺荣的清白。他不仅扣押了宋朝使者王嵩,也没有将野利旺荣放归治所。从后来记载野利旺荣兄弟被诛看,野利旺荣此时便失去了自由。因为如《隆平集》卷20《夏国传》所载,李元昊是“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宋朝的反间计获得成功是必然的。正如皇太极用反间计,借固执多疑的崇祯帝之手除掉名将袁崇焕一样。

第三,李元昊又将计就计,假装未收到种世衡“枣缀画龟”的反间信,反而派遣使者前去求和。《夏国传》只记载西夏使者李文贵与王嵩那次同往宋方。但这里的记载多了一次往复,并且还记载在“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纳款”的背景下,为了求和,元昊极为礼遇宋朝使者王嵩的事实,此为《夏国传》所无。

第四,这里明确记载野利兄弟被诛,宋朝方面对官员因“间其君臣,遂成猜贰”成功,而为使者王嵩请功。这也是《夏国传》所没有的事实。

同一事件,在同一史书《宋史》中记载差异如此之大,我分析并非是因为《种世衡传》与《夏国传》的叙事角度的不同所致,而是宋朝国史在修纂时所本史料来源不同。《夏国传》的史料当是来源于西夏资料,所以在野利旺荣一事的记载上,站在西夏的立场,隐去了宋朝反间成功、野利兄弟被诛等让西夏丢丑的事实。

对这件历史细节的考察,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历史研究尽管不可能将历史完全复原,但也要尽可能向着接近历史事实的方向努力。依据几近事实的复原进行研究,方可减少谬误,庶成信史。出于这样的目的,便不能“偏听偏信”,执着于一种对自己论述有利的史料。历史上载笔者的立场,往往会让事实失真,必须多加比勘,综合分析。

由此想到,在史料查检极为便利的电子时代,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训练,传统的考据功夫仍不可或缺。

(作者系著名学者,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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