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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开樑先生与 《中国史部目录学》
来源: 作者:高国强 发布时间: 2017年09月08日 09:58:03 文章点击数:

马开樑先生所编《中国史部目录学》

 

马开樑先生在论述司马迁的史学贡献时,格外在意其推陈出新的精神。图为韩城司马迁祠。

马开樑先生是云南宣威人,1946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文史系,并留校任教。先后在历史系开设中国古代史、春秋战国经济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十余门课程。在先秦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往往提出问题,详人所略,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多有可称道者。所著《中国史部目录学》,征引广博,严谨周密,叙述明晰,见解独到,堪称专科目录学著作的典范。

这本书于1989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称赞此书是“近年来中国目录学中不可多得的硕果”。2015年,该书又被收入“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有五章:第一章《绪论》,阐述目录学的功用,而后介绍了目录学的发展历程,还介绍了新编图书分类法;第二章《总论》,介绍目录学的起源、功用、古籍书目的流变、版本研究以及校勘家法;第三章《本论》,考查史部的分类、正史的情况、《史记》的种种问题、史部与经部子部集部的关系;第四章《方法论》,探讨各类史料的鉴别、参考价值以及综合史料的方法;第五章《结论》,阐述目录学的性质、目录学研究的任务,目录学与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的关系;《附录》避讳学、辑佚学、类书、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

目录之学,始于汉代刘向。马先生通过梳理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认为目录学是独立成学的学科,但“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必须充分利用版本学、校勘学、考证学的学科的成果或方法,才能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得愈好,就愈能相辅相依,相得益彰,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录学”。其主旨应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有博大精深的学养不为功。”“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指路碑,”“读书治学必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才能不致‘乱读’,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要读好书、做好学问,就一定得懂点目录学。

要学习目录学,就得读目录书,而中国古代目录书体裁多样、存数又多,那么什么样的目录书才是好的呢?马先生认为,解题式的目录书是最佳的。他援引古今目录家所论,指出“解题是简明扼要地揭示图书资料的最好形式。我国古代以目录是否具有解题,或以解题写作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书的标准”。我们今天撰写书目提要,应该熔叙录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传录体(论书先记人)、辑录体(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资料)于一炉,“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那样,兼备这三类的优点”,方是一部合格的、上乘的目录书。马先生这个观点,也是对社会上流行的“但记书名”“不辨流别”的目录的正面驳斥。

既然要读书,就得辨别版本,择善而读,那什么样的才是善本呢?马先生并不像某些藏书家那样佞宋佞元,他对善本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宋元版本当然是最佳的,但也有校刻恶劣者,如人人所诟病的麻沙本。要是择本不甚,则“误后学多矣”。因此,“所谓善本,不一定为宋本元本,凡经清朝以来名家校勘过者即为善本。”这种理性的认识,对我们读书乃至收藏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马先生很看重校勘。他说:“读书必求善本,校订讹敓,才能恢复古书原貌;正确领会古人意旨,校勘工作是读书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他认同陈垣先生的校勘四法,但是他特别提醒,有些情况不适宜用“本校法”(用本书校本书):“假使是出于众手的古籍,如《尚书》不但有今文古文之分,即今文亦非出于一手,就不能用本校法。又如史料来源不同者,如《史记》多用旧文,前后颇有抵牾。”如此等等,都不能用本校法证订某说的是非。因此,校勘古书,应该将四法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不应死守某一条例。对于校勘的原则,马先生明确提出四条:不以孤证移成说、不以他证害本证、两疑宜并存、旧籍无轻改。“‘校书必毋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顺其理。’既要多闻阙疑,又必积学储宝,态度审慎。”这不仅是校书的原则,也应是我们做学问的准则。

作为一部史部专科目录学著作,其重点当然是对史部目录的论述。马先生将史部目录分为两类:一是史志目录,即缘起于《汉书·艺文志》的正史目录,还有各补史目录等;二是专门目录,即官簿,如《崇文总目》《四库总目》等;私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著录版本的专门目录,如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他也很看重版本题跋,很欣赏黄丕烈、郑振铎等人饱含个人感情、具有文学笔调的题跋,“这样写题跋,既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还把许多珍贵的掌故也流传下来了”。这与当代藏书家黄裳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读书治学,应该讲究方法。马先生说:“方法是有效的经验,而最重要的经验是史料的分类或分析,藉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里所谓的“史料的分析”,就是陈垣先生提倡的史源学,“它主要通过对前人著述的溯源和考订,来鉴别其资料的可靠性和立论的准确性,从中总结出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从而使史学研究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之上”。马先生将史料分为原形的史料和转手的史料。前者也就是俗称的第一手的史料,它包括当事人的直接报告、在得意时无意流露的史料、当事人事后的追记以及同时人对第三者的记载(当时人记当时事);后者则是第二手的史料,包括由口头传说演变而成的记载、模仿或仿造的古物以及宋人记唐事、唐人记汉事之类。毋庸置疑,原形的史料的价值高于转手的史料,因袭的转手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程度就大打折扣了。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尤应注意史料的原始性、可靠性,否则就得不出可靠的结论,甚至闹出笑话。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马先生非常注重“新”。书中辑录的言论,尤注意新的论著,比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彭斐章与谢灼华的《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刘家和的《史学和经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等等。在论述司马迁的史学贡献时,他更在意的是司马迁推陈出新的精神。在书中,他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不同的发展变化。我们应该注意已经出现的发展变化,不能以几个死硬的概念来套,不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而学会了目录学,“对书籍目录的源流多所理会,就能得其要领,日新月异”。马先生视野之广、思想之新,是我们后学的榜样。

林超民教授在纪念马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马先生讲课“语调舒缓,不紧不慢,不高不低,不大不小;讲述明晰,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有张有弛”,同学们称之为“开樑风格”。显然,这本《中国史部目录学》正是“开樑风格”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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