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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修绠 实事求是
来源: 作者:尹振龙 发布时间: 2017年05月19日 09:39:43 文章点击数:

剑川石窟造像,南诏王议政图(南诏末大理国初)。

南诏、大理国史学者,剑川石窟研究专家杨延福先生,号莲山老人、青岩山樵,又自号莲山外史,1923年4月5日出生在剑川石宝山麓的白族寨子沙溪北龙村。杨延福一生,屡遭挫折,穷愁困顿,长期蛰居乡野,但坚毅发愤,安贫乐道,用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书写了自己不屈而饱满的人生。1981年至1985年他参与编纂《剑川县志》,为志书拟定条目,查考档案完成《沿革》《地理》《金石》等篇。1986年,被大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聘请到南诏史研究室工作。此后遍访大理州属各地文物及名胜古迹,为南诏史研究室收集了数百件文物,拓印多种古代碑刻。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有关大理地区民族文化方面的文章100多篇,出版专著《剑川石宝山考释》和《南诏大理白族史论集》。

先生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博闻强记,熟读“四书”“五经”,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南诏野史》等史志百读不厌,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醉心于历史考古、文献考据等学术研究,为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向达二位先生所赏识,收为私淑弟子。多年以后,先生还深情地回忆道:“从此我在学习上有疑难事,即以书信向二位请教,获益良多。”由于家居石宝山麓,自幼与父老经常至石钟山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从而与剑川石窟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为剑川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取得了令人敬仰的学术成就。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先生就开始对剑川石窟展开调查研究工作,于1946年发现了沙登箐区统编十二号窟中“国王天启十一年”的纪年造像题记。这一重要发现,令先生倍感振奋,同时也深切认识到剑川石窟非同寻常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在1950年,云南刚刚和平解放,不知有国家文物局的情况下,就给《人民日报》写信,打探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通讯信息,然后给翦伯赞先生写信反映剑川石窟的情况,恳请翦伯赞先生帮忙呼吁报告,予以保护。接到信函及资料后,翦伯赞先生写了按语,即日将其信函资料转给国家文物局,从而引起了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1950年11月13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为保护剑川石窟致函云南省人民政府:“按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来函略称:据报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为边省古代文化稀有遗产,极堪重视。”据说,云南省政府在接到通知后,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陈赓将军极为重视,还专门对此作了批示。1951年4月,先生将自己多年研究成果撰写成《剑川沙溪石宝山南诏造像述》一文报送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回函致谢:

“杨延福先生:
承你寄给我们一份很详细的石宝山石刻目录,对我们帮助很大,你的这种珍视文化遗产的态度,应该受到我们的感谢!我们已将你的目录详加研究,并报告上级,不久还要派人前来采访,希望随时把你知道的文物和你的意见写告我们。

1951年6月,国家文物局委派宋伯胤先生考察剑川石窟,杨延福欣喜至极,主动积极帮助宋伯胤先生考察、勘查工作的开展。宋伯胤先生在其《剑川石窟》一书中提到:“杨延福同志告诉我说,他在江长坪村背后发现了一块隆庆元年(1567年)的墓碑,上面还刻着‘鹤庆军民府剑川州沙退乡’等字。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沙登村后的石刻有关系。”1951年7月5日,在对剑川石窟的考察工作接近尾声,即将离去之际,宋伯胤先生连夜给杨延福写信:

“延福先生:
因为时间匆忙,不能在这里久待,请原谅。这次来沙溪工作,先生给予我们的便利与协助最多,临别前夕,我特向先生致以最大的谢忱。

石钟寺的石刻,按实际情况,不应止此,尚望大力搜索,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络,我很希望能听到不是意外的收获。

先生究心史学,很可敬佩,望你在理论上更加学习,只有纯熟的掌握马列主义武器,才能处理许多复杂的材料,一直达到高度的知识化科学化。

我们在八月初离滇赴京,望你常来信,需要我给你做些什么事情,我一定帮忙。
多学习!祝你健康!
敬礼!
 宋伯胤    
 七月五日夜 
1951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又派曾纪嘉先生来考察剑川石窟,并对石窟进行拍摄,上级文物部门又函请先生作向导,协助完成考察和拍摄工作。

1956年8月,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大理地区的历史文物进行考察。当来到剑川后,由杨延福陪同参观剑川石窟,并对石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费孝通先生对此感慨万千,推荐杨延福到省城进行文物考古工作,但因各种原因而未成行。

1961年3月4日,剑川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延福先生为之呼号奔走,呕心沥血十几年的事业,终于有了回报,欣喜之情,不言自明。

杨延福先生在为剑川石窟的保护工作不断呼吁的同时,还孜孜不倦地对剑川石窟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除了1951年4月,撰写《剑川沙溪石宝山南诏造像述》一文报送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外。1958年,他在《文物参考资料》第四期发表《读〈记剑川石窟〉后》一文,对宋伯胤先生的《记剑川石窟》中的缺漏进行补充说明,从而使学术界对剑川石窟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1960年,先生在政治上遭到错误处理,被迫离开教育岗位,回乡务农。紧接着就是漫长的十年“文革”。先生在箪食瓢饮的艰难困苦中,始终不移其志,边耕边读,醉心于历史考据与石窟研究。一有时间,就只身一人来到石钟山,对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造像都进行细致的观察、记述和研究。前后上百次的考察,使先生对剑川石窟的造像了如指掌。于1982年第四期《民族文化》发表《谈石钟寺第八号石刻的名称》,1988年第23 期《云南文物》发表《释剑川石钟寺狮子关第二号石刻造像题记》等多篇论文。1999年3月,先生倾注一生心力,数易其稿的学术专著《剑川石宝山考释》一书终于出版。该书以志书体例撰写,从石宝山概览、山间寺院、石宝山人物、石宝山金石、石宝山石刻造像及艺文六个方面对石宝山的历史沿革、宗教民俗、建筑格局等方面进行钩沉索隐。

《剑川石宝山考释》一书除了对整个石宝山的历史文物进行记述考证外,其第五章《石宝山石刻造像》是全书的核心和精华,是杨延福先生研究剑川石窟毕生功力之见证。先生从石刻造像、石刻造像考释、石刻造像的雕凿、古今对石刻造像的保护、近今记述石刻造像的文章辑目和探讨石刻造像历史的学术言论六个方面对剑川石窟进行了全面研讨。该书不仅是先生几十年对石宝山历史文化和文物古迹研究的成果,更是剑川石窟研究的集大成者,厚积而薄发,是迄今为止对剑川石窟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的学术专著。

2006年5月11日,先生不幸因病西归,使我等晚辈无缘相识,但先生对剑川石窟的保护功德,研究成果却永远刻写在我们的心中。谨以先生在2001年剑川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汲古修绠  实事求是》中一段作结,以表对先生的怀念。“做学术研究,标新立异是好事,不论大小事情,必须证据可靠与理由充分,决不要能言善道而强词夺理;不能无据无由而盲从附和,人云亦云;研究这里的石刻造像,切不要以为它不能说话而无凭无据地给它乱事命名,若很客观的对待它,那不能说话的石刻造像,亦等于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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