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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传略
来源: 作者:黄懿陆 发布时间: 2017年06月01日 15:05:05 文章点击数:

   有关滇王的具体研究开始于《滇国史》,该书于2004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即被列为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研究生必读书。其后该书被列入“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再次出版。《云南通史》介绍了本书的主要论点;2014年出版的《古滇国》原封不动地转述了庄蹻及其他滇王的基本情况。可以说,十年来《滇国史》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现就滇国历史出现的七代滇王传略,探索如下:

一、开国滇王庄蹻
  庄蹻(?~前256年)。战国末期人,楚国东地兵首领,领衔大司马(职掌武事的官员)。楚国东地兵是一支越人军队,主要驻守在古吴越即今江浙地区。在《战国策》中,东地兵首领为“昭常”,是“庄蹻”的同音异写。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联兵攻楚,杀死楚将唐蔑,掠走楚国领土重丘。此前,楚国为离间齐秦联盟,将太子熊横派到秦国当人质。公元前299年,秦国举一国之兵,居然也把楚国打得落花流水,将军景缺战死,楚军死亡二万,秦国还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睢、屈原劝告,决定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扣留,胁迫割地。怀王不肯,即被扣留于秦。在此期间,楚人要立太子为王,但齐王不准太子熊横回国。熊横为了顺利登上王位,许诺将楚国东地六城割让于齐国,遭到了东地越人的强烈反对。但熊横不愿收回成命。他回国登基为顷襄王之后,齐国大举出兵,要收东地六城为齐领地,激起了东地越人军队的强烈反抗,在首领庄蹻的率领下反楚自治。这件事在《荀子》上的记载是:“唐蔑(昧)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上的记载是:“唐蔑(昧)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韩非子》说的是:“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庄蹻率领东地兵据地自治22年之后,楚国形势急转直下,由强变弱。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占了楚国国都。公元前277年,秦国“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楚都郢失守之后,庄辛奉倾襄王之命赴东地成功说服庄蹻归顺楚国。面临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庄蹻及其东地兵深明大义,放弃拥兵自治主张,回归楚国。《史记•楚世家》记载:“二十三年( 公元前276年),襄王(倾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这一年,说的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庄蹻奉命从江浙一带逆长江而上取秦所拔楚的“黔中郡”,也就是《史记•楚世家》载秦人所言“楚人反我(秦)江南”之事。其后,庄蹻大军归路被秦所阻,开始率领东地兵入滇称王。关于这一点,方国瑜先生也考证说,庄蹻入滇的时间“或在公元前276年”。庄蹻是先将后“盗”,“盗”后又将。在考古学研究方面,根据《滇国史》考证,呈贡天子庙41号墓是滇国开国之王庄蹻的墓葬。
二、庄蹻之子——呈贡天子庙33号墓主
  呈贡天子庙33号墓主(?~前221年)。在呈贡天子庙的33号墓中出土了与庄蹻墓葬同类的重要青铜器皿,那是在滇文化墓葬中非常罕见的铜鼎,同时,滇文化常见的国家重器——铜鼓也一并出现在33号墓中。《滇国史》判断33号墓中33号墓随葬品与呈贡天子庙41号墓一脉相承的四大文化特征:一是出土了标志着其权利和地位的铜鼎和铜鼓,尽管33号墓中的33号墓铜鼎较之41号墓的要小,但足够说明滇国早期政权以铜鼎和铜鼓作为国家重器的基本格局不变;二是33号墓出土的铜鼎面,已经失却了41号墓铜鼎保留有男巫形象的文化传承,说明滇国在第二代王权更迭之后正在从当地习俗——从男巫占卜为主向以女巫为主的“靡莫之属”转换;三是33号墓出土有五牛盖青铜贮贝器,与41号墓出土的五牛盖铜筒如出一辙,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四是33号墓出土的文物有30余件,在数量上仅次于呈贡天子庙41号墓。值得注意的是,铜鼎是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吴越国家争夺霸气的镇国重器,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滇国早期政权用于殉葬的铜鼎只在呈贡天子庙41号墓、33号墓出现,而且33号墓中铜鼎小于41号墓之铜鼎,说明早期入滇的楚国越人正在遵从当地重鼓习俗,与当地越人合为一体。33号墓在位这一时期,是其继承先父遗志,为巩固政权与当地少数民族加强团结和睦一家的和谐时期。如果说当年庄蹻以强权政治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当地少数民族而建立政权的话,到了其子33号墓执政时期,其已开始融入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当中,在少数民族当中争取到了民心。这一时期是滇国团结稳定、走向繁荣的时期。
三、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
  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前175年)。云南大学蔡葵教授在《论云南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的史料价值》中认为:12号墓主在位的年代应定在西汉文帝至武帝之间(蔡葵,《考古与古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滇国史》考证,12号墓主为滇国第三代王,为开国之王庄蹻之孙,是一个比较长寿的滇王,其在位时间约在45~50年。在这里,按照12号墓主在位45年计算,12号墓主终位于汉文帝三年,亦即公元前177年;若按照12号墓主在位50年计算,12号墓主终位于汉文帝八年,亦即公元前172年。根据《滇国史》研究,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在担任第三代滇王时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决定和主持了滇国的迁都。在呈贡天子庙33号墓主时代,就曾经有过滇国迁都晋宁的动议,但是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伟大的计划,33号墓主就逝世了。庄蹻王滇之前,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历时10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赵,中原的韩、魏,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六个国家,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封建统一战争。这个时候,从楚国西迁而来在西南地区建立滇国的政权为了自保,就不得不进行迁都的伟大工程。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就是实施这个工程的君王。就被确认为滇王的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殉葬情况来看,主要是兵器,有青铜戈、铜斧、弩机、箭镞、琢和金剑鞘、铁矛、铜铁剑等数十件;其次是贮贝器、玛瑙扣和玉耳环等;第三是铜犁、铜锄等农具。该墓还出土铁削器,与呈贡天子庙41号墓有传承关系。此外,晋宁石寨山12号墓还出土一件考古学界过去没有解读过的具有重要作用和不凡意义的文物。那是一件桶形贮贝器,盖上铸有127人,一般的解读是一个“杀人祭柱”场面,其实表现的乃是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时代举行盛大的迁都仪式。滇国时期尚未开始使用汉文,其历史和生活情况都是以青铜图像来表现的。在这个铸有127人的盛大场景中,记录的是滇王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迁都。主祭者就是女巫——靡莫,其身后分左、中、右三排摞着的16具铜鼓,表明滇王赋予靡莫无上的权利和靡莫在滇国具有崇高的威望。在傣族和壮族、布依族等百越民族后裔居住的地区,凡是举寨搬迁到了新的地方,就要在广场树立一个大木桩,抑或围绕着一棵位于寨心的大树举行盛大的宗教祭祀仪式。主祭者就是巫师。女巫叫作“靡莫”,男巫叫作“卜莫”。由此看来,晋宁石寨山12号墓主时代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举国迁都,把首都从呈贡天子庙一带迁至晋宁石寨山一带。
四、晋宁石寨山3号墓主
  晋宁石寨山3号墓主(?~前157年)。云南大学蔡葵教授在《论云南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的史料价值》中提出:“第3、13号墓出土文物的种类、器形较接近,似乎这两个墓的年代相距不大,第3号墓可能要比第13号墓年代稍早一些,由于第13号墓出土了四铢半两钱,没有出土任何可确定为晚于武帝前期的器物,所以,其年代约为西汉景帝至武帝前期。第3号墓的年代则可能为西汉文帝时期。”(蔡葵,《考古与古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第3号墓主要出土滇式青铜器物,出土的农具主要有锄、铲、斧、凿等,兵器主要有剑、矛、戈、钺、啄、叉、狼牙锤、戚、镞、弩机等,此外还有铜神房模型等饰物。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研究,铜弩机是大汉帝国先进的武器之一,在滇王墓葬中发现这类汉代强武器,说明滇国在武帝时期之前,已经与汉帝国有了贸易往来。其中在3号墓还发现铁剑一把、铜柄铁兵器一件,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从墓中出土的9件金剑鞘、3件兵器套、2件发针、4件龙片饰、1包金珠来看,晋宁石寨山3号墓主崇尚武功,战斗英勇,没有善终——大概在位时间只有19年,可能死于战争之中,或死于疾病。
五、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
  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前140年)。按照蔡葵先生在《论云南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的史料价值》当中判断,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是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滇王(蔡葵,《考古与古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将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在位的时间视为伴随与景帝刘启始终的一位滇王。其在位时间与汉景帝一样,似乎都是16年。在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的殉葬品中,青铜器皿种类基本上与晋宁石寨山3号墓主一致,说明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与晋宁石寨山3号墓主同样勇敢无比,骁勇善战,是滇国人民景仰的领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墓中还比3号墓多出土了臂甲1套3件,夹子1件,还有战争场面贮贝器、献俘铜饰牌、纳贡贮贝器等珍贵的出土文物,一一表明在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在位期间,滇国的疆域有所扩大,可以说是四海臣服,八方来朝,纳贡的人流不绝于户,举国出现了盛滇气象。晋宁石寨山13号墓主应该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滇王。
当然,本代滇王的歌舞升平绝非自然,而是经过激烈战争流血的代价换来的和平景象。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是,该墓出土一块长方形的铜片(石甲M13:67),其下端已经残缺,上端居中处有一圆形小孔。铜片残长42厘米,小孔孔径约0.7厘米,上端宽12.9厘米,中间宽12.5厘米,下端宽12.6厘米,厚0.1厘米,表面镀锡。其上有五组图案,其中有三组与战争有关系。有学者研究,上面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计数系统(樊海涛,《滇青铜文化与艺术》,云南科技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笔者同意这个分析,而且认为这套“计数系统”与第一幅图案即抚仙湖北岸学山遗址出土的“∧×∧(六五六)”数字卦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亦即都出现了表示鸟或鸡卦的占筮方法,并且都出现了数字。但是,该墓出土的数字,与学山遗址的时空距离已经非常遥远。13号墓主生存的时代,出现的已经是与学山遗址时代不一样的计数系统,而是当地少数民族新发明的一套自己才能识别的数字系统了。这个情况说明,学山遗址时期使用通行数字系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已经从远古云南的抚仙湖畔迁徙了。其后这种通行数字和数字易卦的使用,只是流传于先汉民族当中,而在少数民族当中已经不再使用了。所以,他们发明了墓中出现的只有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计数系统。
六、晋宁石寨山71号墓主
  晋宁石寨山71号墓主(?~前115年)。根据蒋志龙先生《滇国探秘》判断,晋宁石寨山71号墓主应该也是一座滇王墓,“M71应和石寨山M12 、M13大体同时或略晚”(蒋志龙,《滇国探秘》,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按照25年一代计算,我们匡算晋宁石寨山71号墓主大概执政25年,为一代平稳过渡的滇王。在其墓中出土了放置在棺盖上的“珠被”。这件“珠被”由各种大小的黄金、绿松石、玉石和玛瑙质地制作的各种珠管穿缀而成。其脚部位放置各种浮雕动物、人物扣饰。有圆形牛边、猴边扣饰,长方形鸟边扣饰,长方形人形舞蹈、人头扣饰,以及二豹噬猪、二人缚牛鎏金扣饰等。墓中出土的生产工具有铜斧、铜锄、铜锄、铜锯片等,兵器有铜戈、铜矛、铜剑箙、剑镞、狼牙棒、叉形器、铜锤、铜弩机、铜镦、铜臂甲等什物,大部分成捆放置在墓中。还有玉璧、玉环、金片饰、陶器、铜镜、铜牛等殉葬品。从随葬的吊人铜矛看,辫发之人常常是滇国战争中的俘虏,整个滇国已经是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从猴首人身剑、三牛凿、狐狸斧、虎耳桶形贮贝器及其贮贝器上的猎人与动物搏斗场面、鼓形贮贝器上的鎏金骑士和卧鹿等随葬品看,晋宁石寨山71号墓主似乎特别喜欢狩猎。
七、晋宁石寨山6号墓主尝羌
  晋宁石寨山6号墓主(?~前86年)。根据《史记》记载,大理一带少数民族造反时,史书已经不见中央王朝征调滇王镇压的记录,而被征调的是句町侯。句町侯因为镇压有功而被擢升为王。此一史实可证滇王政权已不存在,故而把公元前86年作为滇王的亡故之年。在整个滇王之墓中,只有这座墓出土了“滇王之印”,可以证明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滇国的记载属实。司马迁记载,接受“滇王之印”的是尝羌。在13号、71号、6号这三座滇王墓中,6号墓主尝羌随葬品不是最丰富的。尽管在这里出土了金质滇王之印,但其随葬品数量比13号、71号滇王墓都要少。至少能够说明滇王臣服之后,贡赋增加,负担沉重的这一实际情况。尝羌之墓一共出土实物247件,其中铜器有228件(套、包)。随葬品中随葬品的铜制兵器有戈、剑、矛、锤、叉形器、钺、斧、剑镞等,生产工具有铜锄、铜铲等,礼器有铜编钟,仿汉礼仪表现形式有执伞铜俑、玉片编制的衣服等什物。从叠鼓形的战争场面贮贝器看,滇国似乎举国而降的背后,仍然隐含着战争的阴影。《史记》记载,其涝侵、靡莫就对汉武帝的武力征服进行过抵抗。滇王尝羌是为汉武帝西伐昆明,进军哀牢,沟通身毒、大夏的“首善”者,是一位深明民族大义的君王,是西南边疆注重加强与中央集权制进行合作的和谐主义者。根据云南大学蔡葵先生考证,汉代制度极其严酷,所赐之印必须随时携带于身,人在印在,人亡之后,经过中央王朝认可就可世代相传。而尝羌后人将武帝所赐“滇王之印”随葬于墓,违反汉制,滇王世家亦即不能传袭,王之爵位随之废黜。至此,滇王世家只是保留民间认可的滇王,而中央王朝认可的滇王之爵位随着“滇王之印”埋入尝羌墓中,就不再复得这一尊称。窃以为,此说可信。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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